纵横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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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期发生的“浪漫主义之战”可以追溯到世纪初的时候。参加论战的这些先锋大将和元帅们，基本出生在这个时期。现如今，正在陆陆续续度过他们的两百年纪念。

最初，这些叱咤风云的音乐家不过是些无名小辈，努力在一个充斥着庸才的音乐市场上摸爬滚打。柏辽兹、舒曼、瓦格纳、肖邦……几乎每一个都有一本愤世嫉俗的账本。唯有李斯特是个例外，他几乎天生注定要成为时代关注的焦点。19世纪30年代左右，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都出现在法国巴黎。只是时间上和受人瞩目的程度上少许有所不同。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已贝多芬为唯一的精神领袖。正是这个共同点塑造了他们的音乐观，却也为他们后来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对于浪漫主义音乐而言，贝多芬几乎是唯一的榜样。当然他们也承认莫扎特、海顿、巴赫的伟大，但贝多芬有着特殊的意义。贝多芬的音乐是一种对过去的弃绝。他们每个人都从贝多芬身上获得无穷的力量和灵感。这一代人中，柏辽兹、舒曼、李斯特和瓦格纳都明确表达过对贝多芬的崇拜态度。肖邦稍许有些不同，或许是因为他的身体状况不适合演奏过于激烈的贝多芬作品，但他对《月光奏鸣曲》第一乐章的诠释却是所有同时代人都十分佩服的。

贝多芬对于这批音乐家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那或许就能明白贝多芬对于浪漫主义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贝多芬不仅在音乐圈子里有着无穷影响力，他也进一步跨越艺术的分界线影响了浪漫主义其他领域的艺术。提到贝多芬精神，或者“扼住命运的咽喉”，那这句话会令当时所有艺术家为之动容。

《李斯特》这本小说中有过一个相当有趣的情节。厌倦了被人们追捧的李斯特来到一处沙龙，客人们热烈要求他演奏一首贝多芬的作品。李斯特坐在钢琴前装模作样地胡编乱造了一首乐曲，竟然也博得了一片掌声。事后他对父亲说：“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贝多芬。”这个故事或许并非完全属于杜撰。浪漫主义时期的人们对贝多芬的了解恐怕没有现代人如此全面。他的全集乐谱也是在100多年的研究之后才逐渐成型。洛克伍德在他的《贝多芬传》前言中说：“每个时代都需要属于这个时代的贝多芬。”这句话说得太为精确了。

其实，对于这些年轻的音乐家而言，贝多芬究竟意味着什么也是十分难以解释的话题。瓦格纳在《朝拜贝多芬》中描述的如同敬神一般的情感终究只是属于作为文学家的他。作为音乐家，瓦格纳从贝多芬那里汲取的是另一种激励。而我们也会清楚地发现，作为演奏家的李斯特和作为作曲家的李斯特对待贝多芬的态度也是很不一样的。将视野变得开阔些，我们会惊奇地看到被称为贝多芬“第十交响曲”的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和那些完全按照《第九交响曲》模子，由布鲁克纳制造出来的交响曲是如此不同。

总之，在所有的分歧出现之前，这些年轻人满面红光地站在贝多芬的旗帜下面。唯一恐怕不能被继续算作年轻人的应该是柏辽兹。他比我们故事中出现的大多数名噪一时的作曲家都要年长。1803年就已经出生的柏辽兹同样是举着贝多芬旗帜的先锋。其次是门德尔松，一个被刻画成公子哥形象的作曲家。似乎他的一生没有经历坎坷，实际上这种臆想与现实差距甚远。门德尔松经历的艰苦曲折与别人不太一样，对于天才的抹杀，不会因为天才的富裕出身就有所改变。

1810年诞生了肖邦和舒曼，1811年诞生了李斯特和布伦德尔（后来的《音乐生活报》主编）以及斐迪南·希勒（作曲家兼钢琴家），这些人仰望这贝多芬的光辉形象，但却看出了截然不同的东西。但在19世纪前半叶，他们的另一个共同点让他们来不及彼此划清界限。这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必须与“菲利士人”斗争。这个词是舒曼在《音乐生活报》的文章里推出的，用来指称那些腐朽的学院派音乐家。在他们看来，贝多芬的革命精神就是用来打破这些迂腐垄断的武器。

回顾这些艺术家的生平，除了李斯特和希勒作为演奏家功成名就，门德尔松因为家境富裕衣食无忧以外，几乎每个人都能写出一本苦水帐。尽管柏辽兹和瓦格纳的自传都有大量虚构成分，但对于早年间所遇到的那些“菲利士人”基本上还是可信的。而他们针对学院派的反叛精神也基本保留在后来的创作与论著当中。

有两个人在“浪漫主义之战”逐渐进入高潮前就陆续过世，没能参与其中。分别是门德尔松和肖邦。前者死于1847年，后者死于1849年。门德尔松不能说与这次大分裂完全没有关系。实际上以舒曼为首的莱比锡派就是继承了他的衣钵。肖邦则全然是事件的局外人。即便他活到19世纪中期，以他的性格也很难介入到这样的派系之争当中。事实上，不论是作为莱比锡派领袖的舒曼还是作为魏玛派领袖的李斯特，在他看来都不是什么很好的作曲家。

肖邦对李斯特的作品如此评论：都是技巧。对于舒曼的作品，他给出的评价是：装帧精美。实际上，肖邦与两人熟识的时间太早，无论是舒曼还是李斯特都没有进入创作的最高峰。最关键的原因还是肖邦自己的性格。他实在是个不怎么在意别人创作的人。可以相信，他不会知道太多舒曼或是李斯特的作品。根据肖邦学生的回忆，肖邦的教学曲目非常特别。李斯特只有两首作品在列：《根据罗西尼塔兰泰拉舞曲的改编曲》和《拉美摩尔的露琪亚中的六重唱改编曲》。至于舒曼，不幸被肖邦排除在他的教学体系之外。

1813年出生的瓦格纳也曾到巴黎“讨生活”，也遇到了一些阻力。这让他也加入了这个团队。但这些人是否就能构成一个“大卫同盟”（舒曼对年轻音乐家的统称）？事实证明，这根本不可能发生。“同盟”很快就瓦解了。因为对音乐的不同理解，对贝多芬不同方面的即成，更因为彼此间的个人恩怨，一面旗帜下的同志分道扬镳，开始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