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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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格纳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漂泊的荷兰人”这个故事呢？根据大多数日记和信件的记载，应该是在他担任俄国里加歌剧院指挥的时期。这算是瓦格纳糟糕的早期艺术生活中最糟糕的片段。这段时间同时也是他创作《黎恩济》前两幕的时间。不过里加目前并不需要德国歌剧，所以，瓦格纳的创作实际上没有付诸演出。尽管他曾有一年的时间对剧院的演出有绝对的发言权。

这家俄国的小剧院能上演的都是一些意大利、法国歌剧中的通俗作品。瓦格纳的工作不可谓不认真，严肃的排练不仅令他对歌剧这种十分功利性的艺术项目有了更深的了解，也让他理解观众对歌剧的普遍要求。年轻的瓦格纳尚没有到那个为了艺术标准可以全然不顾群众喜好的地步，所以，他为了《黎恩济》所作的准备占据了他全部的业余时间和金钱。

瓦格纳在里加的全部生活围绕着这么几个关键词：还债、躲债、欠债。其实他在来里加之前就已经债台高筑。早在科尼希堡剧院时，因为《禁恋》（瓦格纳平生第二部歌剧）演出的失败，他签下非常多的债务。当时在科尼希堡的演出季中，他的作品被排在演出季末尾上演。总共只有两场。演员们急于放假，剧院也不愿承担该剧的排练和演出费用。首场演出收入全部归剧院所有，瓦格纳等待着第二场演出的票房。然而由于第一天的演出质量奇差，以至于再也没人买票来观看第二天的演出。因此，瓦格纳在科尼希堡签下无数债务，并且灰溜溜地离开了德国。

在里加的收入实际上也不足以支付这么多的债务，他和他的妻子也并不善于打理财务（这跟后来的柯西玛形成强烈的对比）。瓦格纳的第一位妻子明娜是一个演员，也是一个非常勤俭与刻苦的妇女。瓦格纳自己承认妻子在家中的操劳经常令他伤心，但家里的经济条件并没有因为在里加的工作而逐渐好起来。

麻烦的事情是，里加剧院打算再给瓦格纳增加一个助理。实际上就是经历何尔泰的好友，音乐家多仑。面对这个竞争对手的出现，瓦格纳努力想保住自己的饭碗，但最终一切都可能成为徒劳。

按说，或许《黎恩济》会救瓦格纳一命，但经历过科尼希堡的失败以后，瓦格纳已经对小剧院的演出实力完全丧失了信心。他决心要把自己的演出搬到法国，至少是在巴黎歌剧院上演。所以，恰逢心事不顺且合同到期，瓦格纳打算离开俄国，直奔法国。

不过，要拿到护照和签证前往另一个国家，瓦格纳必须面对一项法律上的诉讼。他的债权人已经不打算再等待他到法国去挣钱还债。诉讼的结果是，如果瓦格纳想要离开里加，就必须先偿还所有债务。按照瓦格纳自己的说法，这既包括在科尼希堡欠下的，也包括在里加欠下的债。

在他后来向第二任妻子柯西玛口述的回忆录里（口述时两人尚未成婚），瓦格纳说变卖家产令他只能偿还债务，无力支付路费。实际上，这恐怕是一种很有保留的说法。以他和明娜在里加的状况，应该根本无望偿还任何债务。因此夫妇俩经过权衡，决定采取极端手法：偷渡。

瓦格纳平生第一次与一群波兰籍犹太人一起从俄国偷渡进入德国境内。关于偷渡的细节，他的回忆录十分值得参考。面对哥萨克人把守的边境，真有点穿越枪林弹雨的刺激场景。不过年轻夫妇和他们的爱犬成功穿越边境，偷偷来到港口。整个过程如果拍成电影一定很有看头。

从港口搭船去法国也是为了躲避陆路的哨卡。他们躲开港口警卫，登上一艘名叫泰忒斯的小船。接下去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

短短的海上旅程因为三次强烈风暴而延长了不少。其中一次风暴甚至迫使船长改道去了挪威。在靠岸前，领航员登船掌管了船舵。瓦格纳亲眼看到这些训练有素的挪威水手掌控船只的本领。

“当水手在抛锚和升帆时喊的号子从花岗岩壁上发出巨大的回声时，一种莫可言喻的愉悦感攫住了我。这种号子声短促的节奏像似一种强烈的慰藉的预感占据着我的内心，不久它就形成为我的《漂泊的荷兰人》中的水手之歌的主题；”

“我们在这儿也上陆了。我得悉我们上陆的这个小渔村叫桑德维克，离较大的阿仑达尔有几海里远。一个出海的船长之家接待了我们，让我们休息。大海上依然持续不断的风暴逼使我们在这里停留了两天，这对我们的恢复大有好处。”歌剧里达兰德船长与荷兰人相遇的情景与此十分相似。

险情还不算完。在离开挪威后不久，“星期三，中午二时半，这是我们性命生死攸关的时刻。不是因为把船抛向浪底峰尖的可怕力量，不是完全屈服于大海这个怪物的随意摆布，才唤起我对死亡的恐惧，而是水手们的怯懦使我感到厄运当头。我看到水手们绝望的凶狠目光，在他们迷信的眼中我们似乎成了这次海难的原因了。”这种恐惧似乎极其真实地写进了《漂泊的荷兰人》里，第三幕的第一个场景。

“明娜说出了她热切的愿望，宁愿闪电把她和我一道劈死，也不愿活着就被沉入可怕的海水之中。她请求我，用一些布条把她和我捆在一起，这样我们沉入海水时就不会分离开来。”原来瓦格纳的森塔就在他的身边。

正本回忆录里，这一段经历最具戏剧性，而且也因为不涉及其他任何同行猜忌或文人相轻的事件而显得格外真实可信。至少，从这些文字里能清晰辨别出，一个注定为戏剧和音乐而生的艺术家是如何感受身边的真实。

德国人终于漂泊到了法国，但等待他的根本不是什么巴黎大歌剧院的演出，而是更多债务和繁琐细碎的工作。